
8月28日,四川凉山州雷波县一场教育行政会的现场照片在社交平台引发关注。照片中的电子屏写有“雷波县2025至2026学年小学期末考试平均成绩30分以下教师合影”,中间突出显示“耻辱”二字,多名人员站在屏幕前。(扬子晚报)
这一幕令人错愕。在讲究专业尊严与人文关怀的教育领域,竟有人将“耻辱”二字高悬于教师头顶,以合影的方式将教学成绩不佳者公开展示。这种示众式的管理手段,不仅背离了教育的基本伦理,更暴露出基层教育治理中根深蒂固的粗暴逻辑。
将平均分低于30分的教师冠以“耻辱”之名,首先需要追问的是,这一分数究竟意味着什么?雷波县地处凉山州,属深度贫困地区,留守儿童比例高,家庭教育支持薄弱,部分学生甚至存在语言转换的障碍。在生源质量、家庭环境、教育资源多重约束下,将低分简单归咎于教师个体,本身便是一种认知上的懒惰。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,学生成绩受诸多变量影响,将复杂的教育结果压缩为一个数字,再以此给教师定性,既不符合教育规律,也有失公允。
更深一层看,“耻辱合影”所折射的,是一种将教育管理简化为排名奖惩的行政思维。在这种思维下,教师不是需要专业支持的教育工作者,而是可以被随意贴上标签、排列名次的考核对象;学校不是育人的场所,而是生产分数的流水线;教育管理不是服务与指导,而是羞辱与威慑。当“耻辱”成为会议室里最醒目的字眼,当教师被迫在镜头前接受公开审判,这种场景与教育的本质已南辕北辙。
教育的尊严,首先体现在对教育者尊严的维护上。教师面对的是一个个具体而微的生命,其工作成效难以用单次考试的平均分完全丈量。即便确实存在教学能力不足者,正确的做法也应是专业诊断、针对性培训与合理的人事调整,而非将其置于“耻辱墙”前示众。示众从来治不好教育的病,只会寒了教师的心,让教育生态进一步恶化。
值得深思的是,此类事件并非孤例。从某些学校公开张贴“后进生”名单,到以颜色区分学生成绩等级,再到如今的“教师耻辱合影”,羞辱文化在教育场域中时有回潮。其背后,是功利主义教育观对专业主义的挤压,是行政权力对教育规律的漠视。乡村振兴必先振兴乡村教育,而振兴乡村教育,恰恰需要从尊重乡村教师、理解乡村教育的复杂性开始,而非以简单粗暴的方式制造对立。
目前,凉山州及雷波县有关方面已表示正在调查。期待调查结果不仅能厘清事件原委,更能以此为契机,反思基层教育治理的理念与方式。真正需要被正视的,不是某几位教师的合影,而是那种将人工具化、将教育指标化的落后管理观念。唯有摒弃示众思维,回归教育本真,方能让教师有尊严地教,让学生有温度地学。(西安网特约评论员王志高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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