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日，安徽滁州多名个体户反映，定远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闫某艳持盖有单位公章的供货合同，向十五人赊购烟茶酒，累计诈骗三百五十六万元。闫某艳因诈骗罪被判刑八年，但受害者数百万元货款至今未追回。当地公安局书面回复称，涉案合同系闫某艳私自制作并私盖公章，属个人行为，公安局无支付责任。

　　乍听之下，“个人行为”四个字似乎理直气壮。民警个人犯罪，单位当然不该背锅。但细究起来，这起案件绝非普通诈骗。一名在职民警，长达三年间持续使用刑侦大队公章与个体户签订合同，涉案金额数百万元。公章是国家机关公权力的物化象征，是百姓眼中的信用凭证。个体户们之所以敢赊出数百万元烟茶酒，不是信任闫某艳这个人，而是信任那枚红色公章背后的公权力。如今钱被卷走，人被判刑，公安局却用一句“私盖公章”将自己摘得干干净净。这个逻辑与出事就推给临时工的套路何其相似。

　　更值得追问的是，一枚公章，三年时间，十五名商户，数百万元赊账，定远县公安局当真毫不知情？但凡有一次正规的合同备案，一回例行的财务抽查，一轮对异常大额消费的内部过问，这出闹剧都不至于演上三年。公安局领导是否从未过问，公章使用登记是否形同虚设，内部审计是否从未触及?这些问题，不是一句“个人行为”就能绕过去的。

　　从法律层面而言，当然要区分职务行为与个人犯罪，但单位对公章的管理责任不容推卸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规定，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，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。即便闫某艳私自盖章，但其长期持有公章、以单位名义签订合同，也已构成表见代理的基本特征，个体户有充分理由相信她在履行职务。退一步讲，就算不构成表见代理，单位因公章管理混乱导致他人损失，也须承担过错责任。三年、数百万元、十五名受害者，如果还不能证明管理存在重大漏洞，那什么才能证明?

　　更令人心寒的是事发后公安局的态度。三百多万元，对于小本经营的个体户而言，可能是半辈子的积蓄，是养家糊口的命根子。民警拿着公章来赊账，他们不敢不赊。如今公章成了“私盖”，损失却无人问津。法院虽已就追缴违法所得立案，但执行能否到位仍是未知数。公安局作为公权力机关，哪怕先从道义和责任角度先行垫付部分损失，再向闫某艳追偿，也好过一句冷冰冰的“无支付责任”。这种急于切割、冷对受害者的姿态，损害的不仅是十几个商户的利益，更是群众对基层单位的整体信任。

　　当然，这起案件的警示意义也不容小觑。如果任何一枚公章都可以被内部人员私盖，事后单位用“个人行为”轻松免责，公权力机关的信用将荡然无存。老百姓以后看到红头文件、看到单位公章，是不是都要先怀疑一下“这是不是私盖的”？公信力的崩塌，远比三百多万元损失更可怕。

　　公章不是“免责章”，民警穿上制服也不是自由人。单位的公章管理制度篱笆必须扎紧，专人保管、使用登记、审批留痕、定期核查，一个环节都不能少。定远县公安局应当正视自身管理漏洞，主动配合司法机关追赃挽损，对暂时无法追回的部分理应考虑先行垫付，而后向闫某艳追偿。只有这样，才算真正扛起主体责任，能让受害商户感受到公权力不是冷冰冰的“免责声明”。

　　一枚公章盖上的是国家公信力，划掉责任不能只靠一句“个人行为”。守住公章，才能守住百姓对公权力的信任。(西安网特约评论员刘海军)

编辑:钱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