余华一个月内两次打假上了热搜。8月15日晚，余华在采访中表示，从2017年公开澄清散文《家徽》并非自己作品至今已有九年，但错误署名不但没有消失，反而愈演愈烈。“我觉得现在它变成了一道无解的题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”(央视新闻)

　　九年时间，足够让一个孩子从小学读到大学，却不够一位作家澄清一篇散文的署名。余华不是没有行动，2017年公开澄清，2018年在出版散文集时特意收录相关演讲进一步说明，2026年8月再次发截图声明。三次辟谣，九年跨度，换来的却是“朗诵版超过20个”“关注度比2017年更高”。

　　九年澄清，为何仍抵不过谣言的疯长?根本原因在于，造假的成本接近于零，辟谣的成本却高得惊人。伪造一篇“余华散文”，改个名字就行;编造一句“余华金句”，随手敲几个字就成。这些虚假内容一旦进入算法推荐的流量池，就会被成千上万次转发、朗诵、引用。而辟谣需要搜集截图、发布声明、接受采访，即便如此，辟谣的触达率也远不及谣言。余华说，“我没有这个精力去一个个辟谣”，这不是推辞，而是实情。几百、上千句伪名言，每一句都要本人出面否认，哪个作家也做不到。

　　AI时代让这道无解题更难。过去，造假还需要有人动手抄、动手改，现在AI可以批量生成“名人语录”甚至“名家散文”，以假乱真的速度远超核实能力。技术跑在了责任前面。

　　更值得追问的是，传播链条上的每一个参与者。朗诵《家徽》的博主、引用“余华金句”的自媒体、把冒名文章选入语文试卷的编者。他们是真的无从查证，还是懒得查证?平台在余华发声后才开始处理，说明系统原本有识别和干预的能力，只是流量大于真相的默认设置让它们选择不作为。

　　余华对《家徽》原作者胡成中有一份感同身受的尊重：“一个作者对另一个作者一种感同身受的理解。”这话说得很轻，分量却很重。冒名不只是借个名字用用，而是把另一个人的心血无声无息地抹去。胡成中1995年发表在《百花园》上的作品，被人换了名字满世界传播，作者的署名权、作品的完整权，在一次次顺手转发中被消解。

　　这件事不是余华一个人的私事，它是信息时代的一个标本。当造假成本无限趋近于零，辟谣成本居高不下，真与假的边界就开始模糊。解决这道题的钥匙不在余华手里，而在传播者手里，在平台手里，在每一个阅读者手中。查一下来源再转发，不费多少时间，却能阻止一条假信息继续蔓延。平台把审核责任往前放一步，而不是等当事人发声了再重视，伪信息就不会跑得那么快。

　　余华说不知道该怎么办，答案其实并不复杂，把成本重新摆正。让造假者付出应有的代价，让传播者承担应有的责任，让辟谣不再是一个人孤独的长跑。(西安网特约评论员王志高)

编辑: 石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