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段保存最为完好的明代残存城墙，拆下来的老城砖与地基条石被当作废弃物随意倾倒，取而代之的是光鲜齐整的仿古砖墙。近日，山西中阳狐尾沟门楼段古城墙遭“拆旧建新”一事经曝光后，迅速引发舆论关注。目前，山西省文物局已介入调查，国家文物局也对此事予以关注。

　　一场打着“修缮亮化”旗号的民生工程，最终演变为对历史遗存的实质性破坏，其中暴露的认知偏差、管理漏洞与责任悬空，远不止是一地的问题。

　　不少人首先感到荒诞的是，“修缮”概念在基层的严重异化。在当地相关负责人的表述里，此番操作不过是“修缮、亮化了一下”，可从实际结果看，原有墙体被整体拆除、历史构件尽数废弃，只剩形制相似的全新仿砖墙体。

　　显然，这早已脱离了文物修缮的范畴，本质是用景观营造的逻辑取代了文物保护的逻辑。文物修缮的核心原则是“最小干预”“不改变文物原状”，要尽可能保留遗存携带的全部历史信息。城砖上的风化纹理、墙体上的历代修补痕迹、甚至岁月留下的斑驳残缺，都是不可再生的文化密码。把这些尽数抹去、换成统一规格的新砖，纵然外观上“高大威武”，也只是抽走了历史灵魂的假古董，与“保护”二字背道而驰。

　　更值得深思的，是“未定级文物”的保护困境。据当地文旅部门回应，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，这段城墙因属残垣断壁未被申报，直到去年“修缮”完成后，才被纳入第四次文物普查台账。这番表述背后，藏着一种普遍的错误逻辑：似乎只有核定挂牌的文物保护单位才需要认真保护，未入名录的“低级别文物”就可以随意处置。可历史遗存的价值，从来不由行政定级决定。一段明代城墙不会因为没上名录就失去历史分量，一块老城砖也不会因为没被定级就沦为建筑垃圾。现实恰恰是，那些散落城乡、未列入保护名录的零散遗存，才是文物保护体系中最脆弱的环节。它们没有专人管护、没有刚性保护约束，极易在城市改造、景观提升、民生工程的名义下被悄无声息地消解。如果等到拆完了才想起建档普查，再完善的名录也追不上破坏的速度。

　　在这起事件中，部门协同的失效与保护责任的虚化同样刺眼。据报道，项目开工前，县文旅局曾两次致函林业部门，提示做好文物保护工作。可这份提示既没能拦住拆除行为，如今连函件原件都“找不到了”。林业部门主导工程推进，文旅部门负责文物监管，看似权责清晰，实则保护要求在工程落地中被层层稀释，最终沦为一纸空文。

　　这也是基层文物保护的常见痛点，文物保护意见往往缺乏刚性约束力，面对优先级更高的“民生工程”“发展项目”，常常只能“说起来重要，做起来靠边”。没有前置的文物评估程序、没有刚性的否决机制，单靠部门间的函件往来，根本守不住文物遗存的底线。

　　往更深层看，这起事件也照见了部分地方的文旅发展短视。一边是对真正的历史遗存缺乏敬畏，拆老城墙如弃敝履；一边是热衷于斥巨资打造仿古街、人造古城，追求一眼可见的视觉效果。

　　很多地方算得清景观工程的经济账，却算不清历史遗存的文化账，他们愿意为“假古董”的流量效应买单，却不愿为残破的老城墙投入保护成本。可事实上，一座城市的文化魅力，从来不是靠整齐划一的仿古建筑堆砌而成。那些带着烟火气与岁月感的真实遗存，才是城市独一无二的文化基因，才是文旅产业长远发展的根与魂。

　　如今调查已经启动，涉事工程的性质认定、相关责任人的追责都有待后续结果。但我们更该看到，个案问责之外，还有大量“未定级”的历史遗存站在保护与破坏的边缘。唯有打破“定级才保护”的惯性思维，把文物保护的关口前移到工程立项之前，让每一处历史遗存都能得到基本的敬畏与保护，才能避免更多拆真建假的闹剧重演。毕竟，仿造的城墙可以建了又建，可真正的历史，毁了就再也回不来。(西安网特约评论员黄鹤权)

编辑:钱江